百年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和中美战略博弈叠加共振，我们的人才引进和科技合作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20年11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科技小组，发布《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反思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效果，提出“小院高墙”和“选择性脱钩”的策略主张，并认为美国必须大幅度扩大投资科学技术能力提升和基础研究，来保持领先地位。2021年1月美“中国战略组”智库发布了《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提出中美科技人才竞争的四个维度：卡脖子、零和竞争、安全风险和加速器，呼吁美国应更加重视一些具有广泛应用的前沿基础技术。2021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系统阐释美国转变产业创新政策思路，重塑国家创新体系，维护先进技术全球领先地位的决心，同时提出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的举措。2022年8月通过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限制美国企业支持中国等国家的半导体研发和生产。

 

2020年底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变局下欧美新议程》，提出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事实是重竞争、轻合作。2021年6月，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成立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出口控制、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和全球贸易挑战这五个领域加强美欧协调与合作。尽管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美欧联合经济、科技和规制实力以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用意充满字里行间。2022年的俄乌战争将使欧盟强化对于中国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定位，欧盟必然将进一步限制中欧之间的人才科技交流。

 

上述变化使我国引全球智慧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中西方在人才项目和市场的竞争态势加剧。西方政策上通过增加移民配额、放宽优秀留学生移民限制；科研上加大投入将带来掠夺全球人才和科研项目的虹吸效应，这将对中国改善国际交流方式和提升引才能力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新挑战需要应用新方式

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推进人才引进和国际交流合作不能再走寻常路。必须更有技巧，更具策略，更讲方法，通过隐形化、柔性化、信息化、社会化、人性化等方式开展人才智力引进和国际交流合作。

 

“隐形化”是指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人才交流和国际科技合作日趋敏感，人才、智力引进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政府隐形，不宜在人才招引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主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优化服务、搭建平台等发挥作用。企业隐身，居于幕后，主要提供相对精准的人才和技术需求和有竞争力的待遇，人才引进具体操作交由市场的机构来解决。

 

“柔性化”是指通过顾问咨询、知识产权合作、项目攻关等方式引进人才的智力和技术。淡化人才国别、区域，不拘一格、因地制宜、化整为零地引进人才和项目，强化引进全球智慧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柔性灵活的方式让更多全球“候鸟型”人才加入中国的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海外时采取小规模、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交流探讨，为海内外的全球高端人才交流合作提供更大平台。

 

“信息化”是指通过全球虚拟的科研社群、数字孪生实验室、远程实验室、在线专家等信息化的方式和手段，在网络上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和海外相关的专家学者教授进行人才科技问题的交流与探讨，通过虚拟空间内的国际智力流动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

 

“社会化”指通过国际国内的民间社团组织和联谊会开展国际人才和科技交流。社团一般具有非营利、成立手续简单、组织相对松散、成员都有很强的个人情怀等特点，适宜于开展民间人才科技的交流活动。在官方沟通渠道不畅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方社团和联谊会之间的人才和科技交流合作，是国际合作交流的有益补充，既可避免刺激西方敏感神经，又可维系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

 

“人性化”是在人才不便于回国的状况之下，通过设立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为人才在海外进行创新创业搭建平台并提供相应的支撑。对海外人才要从心理上、身体上、安全上以及对其国内家庭帮助上予以关心关爱。高度重视海外人才的法律安全，无论人才在海外还是国内都要辅导他们遵守来源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来源公司的知识产权。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科技、人才竞争形势，各类引才引智措施都要进行创新转变。

 

二、新形势需要挖掘新区域

 

改革开放后，我国海外人才引进的主阵地在美国。美国是全球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是全球的主要创新策源地，是中国学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地，集聚了数量最多的华裔科学家。理所当然，我国海外人才引进的重点一直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人才是来自全球各地，如大名鼎鼎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是南非人，19岁来到美国；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是匈牙利人；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来自前苏联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阶段美国从各个方面遏制中美之间的人才和科技交流，加大了对中国籍及美籍华裔科学家的安全审查力度，这条引才通道越来越窄，大规模从美国引才引智越来越难。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引才区域，改变人才引进过于倚重美国的局面，借鉴美国网罗全球人才的思路，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首先，需要加大与“关键小国、创新大国”在人才科技交流合作的力度。“关键小国、创新大国”是指国土面积不大、人口数量不多、国民经济总产值绝对值不高，但在特定领域和专业学科具有国际领先的人才集群和创新能力，如以色列、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瑞士、瑞典、挪威、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与我国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国际人才科技合作的确是互惠互利的事情。我国具有广阔的技术应用市场空间，双方可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合作层次和成效，拓展人才科技合作领域。

 

其次，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层次人才国际交流的新市场。经过长期耕耘，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科技、高等教育等众多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可借助已有的“一带一路”合作和交流平台及框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俄罗斯、希腊、西班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人才科技交流合作。

 

第三，深化与亚洲国家的人才科技交流合作。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我国人才引进与科技合作的重要国家，此外我们还要考虑类似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地理上靠近中国，交通便利、传统上与中国的交往比较多，心理距离短，中国能给人才提供的环境和待遇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些国家或许人才的厚度及高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但在人才培养上有自己的特色，如马来西亚继承了英国的政治、司法、法律、医疗、金融、教育等体制，很多英国高校在马来西亚都有分校，与英国的学术交流也比较频繁；菲律宾继承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一直与美国高校有着良性互动，教育水平亚洲领先。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我们均可采用多种方式合作。

 

这些国家与我国人才科技交流上有开放合作的一面，也有受美国干扰不确定的一面，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合作、利益共享方式扩大我国与合作伙伴的基本面，降低不确定性，让这些创新型国家真正成为对我国友好的人才科技交流合作伙伴。

 

三、新使命需要克服新压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的使命决定我们必须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实现新使命，我们必须扛住三类压力。

 

首先是美国要将我们排挤出全球主流创新圈层的压力。近六年来，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从遮遮掩掩到无所顾忌，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人才战”中，围堵中国的战略已昭然若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霸权力量结成同盟共同抵制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意图把中国排挤出全球主流创新圈层，逼迫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老路。坚持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再次走向封闭与保守这条老路的颠覆性错误，无论是“脱钩”还是“围堵”，美国已经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

 

 

 

其次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想带来的压力。少部分国人没有正确认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把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自信异化为排外主义，觉得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好，不必借助外力，“就怕你不封锁，越封锁中国进步越快”。他们将自力更生等同于盲目排外，将夜郎自大的无知、因循守旧的保守与民族自信混为一谈，认为学习交流让外国企业获得了巨额利益，限制了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应用国外技术会损害我们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能力等等。这些片面的错误认知以情绪化方式爆发出来，通过网络传播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煽动性，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美国将我们排挤出全球主流创新圈层的阴谋。要坚持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坚决摒弃夜郎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要主动学习，扩大交流，积极借鉴全球各个国家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认真学习和善于学习各个国家的长处，引进他们的人才、技术和项目，不断提升我们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就是狭隘的“国家安全观”造成的不必要的自我封锁。如对外籍人才签证办理的时间过长、外籍华人回国工作难以进入核心部门、一些不必要且过度的保密措施等影响中外科学家的正常交流与研讨。科技创新本身就将刷新对国家安全技术的传统理解，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展示大国的自信，不断深化开放，将人才政策和服务落到实处，不断加强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与沟通，通过科学创新与技术进步维护国家安全。唯有超越传统狭隘的“国家安全观”，才足以克服和超越美西方反华力量的阻力，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多的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创新力量的交流与合作。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引全球智慧为中国所用，助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